魏文侯的治術(shù)

（張國剛《〈資治通鑒〉中的歷史智慧》

戰(zhàn)國時期，魏國是第一個崛起的大國。戰(zhàn)國七雄中，魏文侯（公元前472-前396）首先實行變法，改革政治，獎勵耕戰(zhàn)，興修水利，發(fā)展封建經(jīng)濟，后來秦國商鞅變法都是以魏國為藍本的。

魏文侯在位四十九年，特別善于識人用人。在他的領(lǐng)導(dǎo)下，很多平民出身的人在政治、軍事方面發(fā)揮重要作用。很多學(xué)者認為，這一現(xiàn)象標志著官僚政治開始逐步替代貴族政治。

一、天時地利，內(nèi)外人和

最重要的“人和”因素，在于魏文侯在開國后數(shù)十年中積極作為、勵精圖治。

魏國的崛起是有多種條件的：首先，就“天時”而言，當時秦國尚在沉睡，齊國君權(quán)旁落，楚國內(nèi)亂不止，魏國四周可以說是沒有強敵；其次，就“地利”而言，魏國橫跨黃河南北，領(lǐng)地包括今山西南部、河南北部以及河北、陜西的部分地區(qū)，是當時經(jīng)濟文化最發(fā)達的中原區(qū)域；最后，最重要的“人和”因素，在于魏文侯在開國后數(shù)十年中積極作為、勵精圖治。

先說外部的“人和”。在外交政策上，魏文侯致力于三晉結(jié)盟，營造和平的環(huán)境。韓國和趙國幾欲開戰(zhàn)，都曾到魏國借師，對此，魏文侯采取了和事佬的態(tài)度。韓國來借師，魏文侯說：“我和趙國情屬兄弟，不能答應(yīng)你的要求?！壁w國來借師，魏文侯也這樣回應(yīng)。起初，韓、趙都對魏國的態(tài)度很不滿，“二國皆怒而去”。后來，他們醒悟過來，明白了魏文侯想讓兩家和平相處的良苦用心，于是“皆朝于魏”。魏國重“人和”，促成了三晉的結(jié)盟，自己也因此成為盟主。

在內(nèi)部的“人和”上，魏文侯首先通過改革化解矛盾，同時注意識人用人，儒法并用。戰(zhàn)國的改革自三晉始，而三晉之中，魏文侯首用李悝（又稱李克）為相進行變法，史稱“李悝變法”。變法的宗旨是富國強兵，“盡地力之教”，鼓勵墾田。李悝頒布的《法經(jīng)》指出，王道政治最緊急的要務(wù)是懲治“盜”和“賊”，強調(diào)要保障百姓的生命權(quán)和財產(chǎn)權(quán)，以求國內(nèi)安定和睦、百姓安居樂業(yè)。

《法經(jīng)》后來被商鞅帶到秦國，成為商鞅改革的起點。李悝出自儒家，又是法家的鼻祖。錢穆在《先秦諸子系年》的序中說法家固然起源自儒家，這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儒家思想只要務(wù)實，用之于治國實踐，就不能沒有法制手段。漢代以后號稱崇儒的政論家（如賈誼）、政治家（如唐太宗）莫不如此，其源頭就出自魏文侯的老師李悝。

二、誰更適合擔(dān)任國相？

《資治通鑒》卷一

克曰：“君弗察故也。居枧其所親，富視其所與，達視其所舉，窮視其所不為，貧視其所不取，五者足以定之矣，何待克哉！”文侯曰：“先生就舍，吾之相定矣。”

《資治通鑒》卷一

魏文侯以ト子夏、田子方為師，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。四方賢士多歸之。文侯與群臣飲酒，樂，而天雨，命駕將適野。左右曰：『今日飲酒樂，天又雨，君將安之？』文侯曰：『吾與虞人期獵，雖樂，豈可無一會期哉！』乃往，身自罷之。

用人要細致地觀察他的行為：看他平時跟什么人親近，富貴時跟什么人結(jié)交，顯赫時保薦誰，困頓時何事不為，貧窮時何利不取。

《史記》和《資治通鑒》都記載了一則軼事。有一天，魏文侯向李悝請教國相的人選：“先生總是告訴寡人，家貧思良妻，國亂思良相。魏成與翟璜這兩位大臣，先生覺得誰更合適擔(dān)任國相呢？”李悝聽后，沒有指出具體人選，而是講了講對識人的看法：“居視其所親，富視其所與，達視其所舉，窮視其所不為，貧視其所不取?！奔从萌艘氈碌赜^察他的行為：看他居常時親近誰，富貴時結(jié)交誰，顯赫時保薦誰，困頓時何事不為，貧窮時何利不取。李悝說：“憑這五條，您就足以確定國相的人選了，何必征求我的意見呢？”魏文侯大喜道：“先生回去吧，我知道該選誰做國相了?！焙髞?，李悝的這套識人術(shù)流衍甚廣，其核心思想，一是行勝于言，二是人以群分。

李悝剛從魏文侯那里出來，就碰到了翟璜。翟璜笑瞇瞇地問：“聽說今天國君就選相一事征求您的意見，結(jié)果選了誰?。俊崩钽φf：“我猜測國君會選擇魏成。”翟璜一聽馬上變了臉色，憤憤不平地說：“我哪一點比不上魏成？”

那么，魏成與翟璜的差別到底在哪里呢？

魏成將自己的絕大部分俸祿都用來搜羅人才，向魏文侯推薦了卜子夏、段干木、田子方三位大名鼎鼎的儒門弟子。卜子夏是孔子的得意門生，以“文學(xué)”見長，甚至有人認為《論語》就是卜子夏及其門人編纂的。魏文侯師從卜子夏學(xué)習(xí)儒家經(jīng)典著作，向隱居不仕的段干木請教治國之道，聘請著名儒商子貢的入室弟子田子方為客卿，在當時引起不小的轟動，由此備受諸侯的贊譽。司馬遷在《史記·魏世家》記載了一件事，秦人曾欲伐魏，有人提醒道：“魏君禮敬賢人，仁愛國人，上下和合，未可圖也?！?/span>

翟璜也向魏文侯推薦了許多優(yōu)秀的人才，比如西河都守吳起，治理鄴地的能臣西門豹，攻打下中山國的大將樂羊，太子的師傅屈侯鮒，甚至李悝本人都是翟璜推薦的。這些人都是杰出的文臣武將，各有所長。

但從根本上看，魏成與翟璜推薦的人才是不同的。卜子夏、段干木、田子方有道德上的優(yōu)勢，儒家嚴格自律，同時還有戰(zhàn)略上的開闊視野，追求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他們是帝王之師，“坐而論道者也”。而李悝、吳起、西門豹在不同崗位上各司其責(zé)，是分而任事者也。根據(jù)李悝的說法，魏成推薦的人，國君以之為師；翟璜推薦的人，國君以之為臣。后來，李悝告訴翟璜：“你識人的眼界，還是比魏成差一截?！钡澡J同了這一評價，并為先前的失態(tài)向李悝道歉。

三、領(lǐng)導(dǎo)者應(yīng)該更自律

《資治通鑒》卷一

子擊出，遭田子方于道，下車伏謁。子方不為禮。子擊怒，謂子方曰：“富貴者驕人乎？貧賤者驕人乎？”子方曰：“亦貧賤者驕人耳，富貴者安敢驕人？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，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。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。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，夫士貧賤者，言不用，行不合，則納履而去耳，安往而不得貧賤哉！”子擊乃謝之。

領(lǐng)導(dǎo)者首先要學(xué)會管理自己，只有在說話、處事、為人等方面比一般人更加嚴格要求自己，才能在更高的平臺上，管理更大的事業(yè)。國君治國理政，不僅需要各行各業(yè)的才俊和輔佐之人，更需能幫其提升境界和格局的指導(dǎo)者。

有一次，魏文侯正與田子方在一起吃飯賞樂，期間魏文侯說：“鐘聲不對稱啊，左邊的聲音好像略高。”田子方聽后，只是笑笑，沒有說話。魏文侯不解地問：“你笑什么？難道不是這樣嗎？”田子方這才回答說：“臣聽說，為君者致力于辨官，不著意辨音。如今主公著意辨音，臣擔(dān)心您會忽略對官員的識辨啊?！彼囊馑际钦f，為君之道，無非用人任事，國君關(guān)注的重點應(yīng)在用人當否，不宜即興評論臣下的具體工作。

還有一次，魏文侯之子魏擊路遇田子方，下車躬身施禮，但田子方并沒有還禮，魏擊很不高興，就沖著田子方大聲嚷道：“是富貴者值得高傲，還是貧賤者值得高傲呢？”田子方平靜地回應(yīng)道：“當然是貧賤者可以高傲，富貴者不能。諸侯傲慢失其國，大夫傲慢失其封邑。失去了國家和封邑，再想重新獲得可就沒那么容易了。我是貧賤之人，言不聽，計不從，拔腿就走，到哪里去不是貧賤呢？”魏擊猶如被當頭棒喝，趕緊向田子方謝罪。

田子方教導(dǎo)魏擊的道理發(fā)人深省。有擔(dān)當、有事業(yè)、對未來有期待的領(lǐng)導(dǎo)者，應(yīng)該比他人更自律、更克己。司馬光在所著的《稽古錄》中論及五種不同的人君：創(chuàng)業(yè)之君、守成之君、陵夷之君、中興之君、亂亡之君。歷代君主的差別不全是因為才能有高下，更取決于其自我約束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差異。司馬光認為，同樣是中等才能的國君，能夠自我約束，即可守住家業(yè)不墜，是為守成之君；倘若不能約束自己，國家就會出現(xiàn)衰敗的危機，是為陵夷之君。領(lǐng)導(dǎo)者首先要學(xué)會管理自己，只有在說話、處事、為人等方面比一般人更加嚴格要求自己，才能在更高的平臺上，管理更大的事業(yè)。

公元前396年，魏文侯去世，魏擊繼位，是為魏武侯。一年后，李悝去世。魏武侯開始按照父親魏文侯及李悝制定的國策執(zhí)掌朝政。好在魏文侯留下了強大的家底，經(jīng)過短暫休整后，魏武侯開始一展宏圖，征戰(zhàn)天下。在作戰(zhàn)指揮上，魏武侯與其父不相上下，但在用人方面，他大大遜色于其父。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逼走名將吳起。

吳起早先效力于魯國，受到排擠后投奔到魏國。魏文侯知道吳起很有軍事才能，就讓他帶兵。公元前409年開始，吳起作為主將頻頻對秦國進攻，取西河之地，名震遐邇。但魏武侯即位后并沒有用吳起為相，而是起用了平庸的田文。田文死后，魏武侯又任用公叔痤為相。公叔痤畏忌吳起，就策劃了一個陰謀，使得魏武侯開始懷疑吳起。最后，功績卓著的吳起噙著眼淚逃離了魏國。

吳起本人確實有他的弱點，但被排擠出魏國，不能完全歸因于他本人的過失。吳起是一位天才軍事家，能否用好并愛護像他這樣性格有缺陷、處事有不足但確有真本事的將領(lǐng)，對于戰(zhàn)國時期魏國的成敗至關(guān)重要，也是考驗領(lǐng)導(dǎo)者識人用人能力的試金石。吳起之后，商鞅、張儀、范雎、孫臏等叱咤風(fēng)云的英雄人物，逐漸都被排擠出魏國。魏國的衰落，就這樣開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