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莽:登帝位與行變革

（張國剛《〈資治通鑒〉中的歷史智慧》）

騙、詐人可以騙一時，斷無可騙詐一世之事，可能全社會人都愚昧至極，獨你靈心慧眼嗎？終歸騙、詐了自己。王莽的改革為何如此“無知”，如幣制改革，恐怕鄉(xiāng)下婦孺亦能知的事，他竟一錯再錯下去，為何？為其習(xí)慣于騙詐，不識真實，無“民不可欺、可污”之常識。就其屈受力而言，一路蒙騙過來，竊譽盜名至于天下“賢士”皆被蒙蔽，不可不謂巨強大。錯的東西，走得越快，錯得越遠，死得越早。

“以文憑敲門”者，奶茶妹妹者、拿大箱大箱錢現(xiàn)場慈善陳光標(biāo)者、曾幾何時言必稱譽羨敬的地產(chǎn)大佬者……是否有異工同曲，足戒世醒邪？

西漢最后的幾十年,是在各家外戚、權(quán)臣迭相專權(quán)的更替中度過的。王莽(公元前45一公元23)以外戚身份登場,依靠叔父以及結(jié)交名士造勢扶搖直上,最終開中國歷史上通過禪讓當(dāng)皇帝的先河,竊取了彼時已千瘡百孔的劉氏政權(quán)。為了穩(wěn)定政局,他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。然而,終究回天無力,新朝不過十五載便葬送在農(nóng)民起義的怒濤中。

一、虔誠儒生

他常把自己的俸祿分給門客和平民,甚至賣掉馬車接濟窮人,在民間深受愛戴。朝野的名流都稱贊歌頌王莽,他的名聲甚至超越了他那些大權(quán)在握的叔伯。

王葬生于初元四年(公元前45年)。在王莽少年時,其父兄先后去世,他跟隨叔父們一起生活。王莽的姑媽是漢元帝劉奭的皇后王政君。元帝死后,太子劉驁即位,是為漢成帝。王政君被尊為皇太后,王氏家族因此而得勢,成為當(dāng)時權(quán)傾朝野的外戚世家。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，五人擔(dān)任大司馬，是西漢一代中最顯貴的家族。

不過，王莽的發(fā)跡，卻不全是因為外戚身份。他的幾位堂兄弟和姑表兄弟，憑借著父親蔭庇或為將軍、或封侯爵，一個個競為奢侈。相較之下，王莽雖然“孤貧”，個人表現(xiàn)卻優(yōu)秀得多。

史書記載，年輕時的王莽“折節(jié)為恭儉”，是一個謙卑好學(xué)的青年。他刻苦攻讀《禮經(jīng)》，拜沛郡的陳參為老師，“勤身博學(xué)，被服如儒生”（穿的像普通學(xué)生）。在待人接物上，他對外廣泛結(jié)交英才，對內(nèi)盡心孝敬長輩，人緣和名聲都極好。王莽的伯父王鳳官居大司馬之職，位高權(quán)重，王莽對他極為恭順。王鳳病重期間，他侍湯奉藥，蓬首垢面，幾個月都衣不解帶，比王鳳的兒子還孝順。這讓王鳳大為感動，臨死的時候，他極力向皇太后和成帝推薦王莽。成帝給了王莽一個黃門郎的小官，這一年他28歲。

之后，王莽一路升遷，扶搖直上。他的升遷秘訣有兩個：一是依傍叔父，二是經(jīng)營名聲。王鳳去世后，王莽的叔父王商、王根相繼為大司馬輔政。王商曾經(jīng)上書，請求皇上把自己的封邑分給王莽，許多“當(dāng)世名士”也都為王莽說好話，使成帝覺得王莽確實是個人才。永始元年（公元前16年），王莽被封為新都侯?？墒?，王莽身居高位，卻從不以自己為尊，總能禮賢下士、清廉儉樸。他常把自已的俸祿分給門客和平民，甚至賣掉馬車接濟窮人，在民間深受愛戴。朝野的名流都稱贊歌頌王莽，他的名聲甚至超越了他那些大權(quán)在握的叔伯。

不過，王莽仕途真正的轉(zhuǎn)折是從扳倒表兄淳于長開始的。淳于長是王政君姐姐的兒子，和成帝是姨表兄弟。他發(fā)跡在先，地位高于王莽，而且他善于阿諛奉承，又曾為成帝立趙飛燕為皇后出過力，深受成帝的信任，很快升為衛(wèi)尉九卿之一，掌管皇宮的禁衛(wèi)。這時大司馬王根準(zhǔn)備退休，很多人認(rèn)為淳于長應(yīng)繼任大司馬?？墒?，淳于長行為不檢點，與被廢黜的許皇后之姊通奸，還在書信中戲弄許皇后。王根病重之際，淳于長自以為不久就可以接位，開始在外面胡亂吹噓，封官許愿。王莽秘密搜集了淳于長的罪行，并且捅了出去，結(jié)果淳于長吃了官司，還在獄中被殺死。王莽則在王根的力薦下，順利當(dāng)上了大司馬。這一年，他38歲。

二、輔政篡漢

兩年后，王莽覺得時機成熟，便逼迫孺子嬰將皇位“禪讓”給自己，改國號為“新”。王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用“禪讓理論”登上帝位的皇帝。

公元前7年，王莽以大司馬輔政大約一年，漢成帝因為縱欲過度去世了。成帝無子，侄子劉欣即位，是為漢哀帝。哀帝的祖母傅昭儀和母親丁氏家族成為新貴，哀帝的寵臣董賢為大司馬。王莽被迫卸職隱居于封地新都，閉門不出。其間，他的二兒子王獲殺死家奴，王莽嚴(yán)厲責(zé)罰了他，且逼得王獲自殺。這一舉動得到世人好評。此時他根基未牢，尚須蓄勢積力，仍須潛心經(jīng)營。

哀帝在位的七八年時間里，外戚傅家、丁家以及新貴,董賢家族，瘋狂地聚斂財富，掠奪百姓田地。這與王莽的折節(jié)下士、清貧廉潔，形成巨大的反差。舉國上下都為王莽被罷免鳴不平，希望他復(fù)出。漢哀帝只得重新征召王莽回京城侍奉王太后，但沒有恢復(fù)其官職。

元壽二年公元前1年，哀帝駕崩，并未留下子嗣。太皇太后王政君立即取回璽印，召王莽入朝，并詔命他再任大司馬。其后，王氏姑侄立哀帝的堂兄為新君，是為漢平帝。新皇帝即位時，年僅8歲，王太后名義上垂簾聽政，實際政務(wù)操于王莽之手。元始元年公元1年，大臣們向王太后提出，王莽“定策安宗廟”的功績與霍光一樣，應(yīng)該享受與霍光相等的封賞。于是，王莽被眾人推舉為“安漢公”，地位在王公貴族之上。元始三年公元3年，王莽的女兒被選為平帝的皇后，王莽地位更加尊崇。此后，王莽大力宣揚禮樂教化，因此得到了儒生們的擁戴。然而，隨著地位的提升，王莽的野心也越來越膨脹。這時，漢平帝也長大了，王莽與平帝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。

元始五年（5年），王莽擔(dān)心日漸年長的平帝親政后會不利于自己，于是暗中毒殺了14歲的平帝。他從劉氏宗親中找了一個兩歲的孺子嬰做新君，自己代掌朝政，自任“假皇帝”。假的始終不如真的好，此時，王莽距皇位只有一步之遙，他唆使自己的黨羽不斷以各種名義上表要求王莽做皇帝。兩年后，王莽覺得時機成熟，便逼迫孺子嬰將皇位“禪讓”給自己，改國號為“新”。原型畢露。

王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用“禪讓理論”登上帝位的皇帝。在一步步向最高統(tǒng)治者的寶座逼進的過程中，他始終扮演著“不得已”而遵“命”的角色，即使是最后將孺子嬰趕下臺時，他也做出一副流涕噓唏、無可奈何的樣子，聲稱“受天命所迫，非自己本意”。

不過，當(dāng)了皇帝的王莽并不能高枕無憂。西漢后期，政治動蕩，經(jīng)濟凋敝，再加上連年的災(zāi)荒，百姓流離失所，許多人為了活命，不得不鋌而走險，揭竿而起。為了穩(wěn)定局勢，王莽將此前攝政時就開始的改革推向新高潮。

三、新莽改革

王莽的改革，不僅不能解決社會矛盾，還加劇了社會矛盾；既動了上層貴族豪強的蛋糕，又加重了普通百姓的負(fù)擔(dān)。

王莽執(zhí)政前后，進行了一系列改革，主要集中在財稅、貨幣、土地、人力資源奴婢問題等方面。不過，王莽的改革不但沒有解決問題，反而讓不少百姓遭受巨大損失。

就貨幣改革而言，王莽第一次貨幣改革是他正式登基前的事。改革的內(nèi)容是在流通的五銖錢外，增發(fā)大面值枚新幣，包括兩種復(fù)古的刀形幣契刀面值五百、錯刀面值五千和一種圓形幣“大錢五十”。這些新幣面值很大，可是重量并不與之相匹，例如“大錢五十”，實際重量只有12銖，卻值50枚五銖錢。有人熔掉五銖錢，改鑄成新幣，獲利百倍千倍。大錢五十即一枚大錢值等值五十個五銖錢。當(dāng)時兩個半的五銖錢的重量等于一枚大錢五十重量， 熔鑄50枚五銖錢可鑄成20枚大錢五十，就是差20倍的重量。事實上市面流通的大錢五十很多遠沒兩個半五銖錢的重量，所以獲得更多。

市場的混亂促使王莽在即位的第一年進行第二次幣制改革。他廢除五銖錢和刀形幣，只流通“大錢五十”，另(外增加發(fā)行一銖的小錢。于是，市面上流通的貨幣價值一下子減少了許多，出現(xiàn)通貨緊縮的混亂。市場的錢不夠用，激起了王莽進行最為奇葩的第三次幣制改革。王莽改錢幣名為“寶貨”，分為“五物、六名、二十八品”?！拔逦铩笔钦f寶貨的材質(zhì)由金、銀、銅、龜、貝五種材料組成；“六名”是說寶貨的規(guī)格共有金貨、銀貨、龜貨、貝貨、錢貨和布貨六種；“二十八品”是說寶貨的種類分為金貨一品、銀貨二品、龜貨四品、貝貨五品、錢貨六品、布貨十品，總共二十八種樣式。各種名品的貨幣價值不一：最高者黃金一品，值萬錢；布貨大的值千錢；錢貨小的值一錢。如此復(fù)雜的貨幣，除了引起市場混亂外，沒有任何作用。貨幣每個百姓都要，都能懂。因混亂而試圖“以亂取勝”，其結(jié)果是更亂。此亦可見王莽心邪術(shù)歪之毒深，亦可見其無知之至。

王莽改革的初衷是什么？《漢書·食貨志下》稱王莽所興造，都是依據(jù)前人。這是說王莽改革有復(fù)古主義或者理想主義傾向。

王莽個性狡黠，善于造勢、偽裝和推銷自己，追逐權(quán)力的本能引其一路向上，最后竟然成為皇帝。但是，王莽究竟有多少治國的理想，有多少理政的本事，并沒有政績給予證明。

王莽改革的實踐途徑，過于簡單粗暴。他以為頒發(fā)詔令就可以治國，把所有的權(quán)力都集中在國家層面，然后不停地發(fā)布改革法令，隨意性太強，各種措施缺乏可操作性，甚至朝令夕改，令人無所適從。

王莽改革的導(dǎo)向，似乎是為了抑制豪強，實際卻是以抑制豪強兼并的名義，為中央政府聚斂財富，普通老百姓并沒有從王莽改革中得到真正實惠。比如，王莽指責(zé)漢朝田稅太低，三十稅一，使大地主多占低稅的便宜，這個話并沒有錯。但是，改革后變成十稅一，即便對豪強多征稅了，普通農(nóng)民的負(fù)擔(dān)也增加了三倍。

王莽的改革，不僅沒能解決社會矛盾，還加劇了社會矛盾；既動了上層貴族豪強的蛋糕，又加重了普通百姓的負(fù)擔(dān)；承諾的好處如王田制，由于官吏的怠工和腐敗，可以斷定得不到切實實行；增加的賦稅負(fù)擔(dān)，卻讓普通民眾的生活雪上加霜；一次次的貨幣改革，造成一次次的貨幣貶值，輕率廢除已經(jīng)發(fā)行的貨幣，實際上每次都是剝奪了人們的既有財富，使中產(chǎn)之家也瀕臨破產(chǎn)。

公元23年，綠林軍攻破了都城長安，王莽也被起義軍所殺，新莽王朝終于走到了歷史的盡頭。

撇開王莽個人品行和改革動機不談，王莽改革的敗局，至少給我們?nèi)缦路此迹焊母锏哪繕?biāo)設(shè)計是否合理？改革的依靠力量是否足夠？改革的措施是否切合實際？改革的部署是否有序而堅定？改革的成果是否能讓多數(shù)民眾分享？都是決定改革成敗的重大因素！